律師稱案件“疑點重重”
在一審被告席上，陳沛銘曾表示，“我是借款借到這兒來的”。
包括陳沛銘在內的6名被告人及律師一致認為：“酒鬼酒億元存款失蹤案”實質上是一場“民間借貸的民事糾紛，而不是詐騙”;“酒鬼酒是知情者和配合者，而不是受害方”。不過在案件的一審環節，這一辯護意見沒有得到法庭采納。一審中，作為主要當事人的酒鬼酒一方沒有相關人員作為證人出庭，也沒有人被追究責任。
在白酒行業和法律界，“酒鬼酒億元失蹤案”至今存在各種質疑。在該案中，涉及的幾方，分別是資金提供方(酒鬼酒)、貼息和用款方壽滿江、陳沛銘;資金中介方羅光、以及銀行方(農業銀行)。
陳沛銘代理律師陶旭東認為，從現有證據來看，包括酒鬼酒在內的涉案各方應該都清楚，所謂的億元存款，其實是一次非陽光融資生意。酒鬼酒不旦明知、而且配合這一“合作”。
“按正常邏輯推理一下，你到銀行開戶，柜臺提醒你開通短信提醒，和設置密碼提醒，你會拒絕嗎?酒鬼酒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存了一億巨款在銀行，卻同意不開通短信提醒，這只能說明酒鬼酒明知這筆錢隨后會被轉走，換句話說，酒鬼酒是知情的，是默認的。”一名被告人的代理律師向記者表示。
除此之外，該案在審理“程序”方面的問題也受到一些法律界人士的詬病。
“既然定性為金融詐騙，按照法律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具體到本案，應該由杭州當地的法院審理。湘西不具有管轄權，卻堅持將該案‘攬’下來。”一位被告人代理律師表示。
“包括壽滿江在內的被告人，均無主觀非法占有的故意，而只有支付高額貼息款后使用其資金的合意。”律師陶旭東表示，起訴書已確認壽滿江和陳沛銘將所獲得的款項主要用于投資的事實。“真實的公司、真實的合同、真實的項目、真實的行為人、全部款項的真實流向及案發后在多日內仍沒有逃匿，積極與所謂受害人及警方協商、積極籌款，直到被控制，這并非是詐騙類犯罪的表現。”
農行方面希望“徹查全部真相”
酒鬼酒的公章，是該案爭議最多的“疑點”。
一審判決書顯示，2013年12月5日，農行杭州華豐路支行行長方振，代表農行前去湖南面簽，而酒鬼酒方面稱公章不在公司，提出“下次專程派人前去杭州送章”。5天后，酒鬼酒派出一名年輕女財務，攜帶全套公章前往杭州，隨后便有了“西湖竊章”的劇情。
“(銀行手續)只需補蓋一枚單位公章，從銀行將資金轉出才需要全套印章。”一位被告人律師告訴記者，酒鬼酒明知道只需要一枚章，卻讓一個“小姑娘”攜帶全套共三枚印章，并將裝有印章的包丟在壽滿江等人的車上，致使印章“被盜”，資金得以從銀行轉出至壽滿江處。
律師認為，這可以理解成一種“心照不宣。”
陳沛銘的律師表示，有充分理由證實，酒鬼酒方面一開始對銀行方面所稱的“印章不在公司”并非實情。理由是：根據判決書已認定的事實，方振前往酒鬼酒公司的同一天，羅光就以金亞樽酒業公司的名義與酒鬼酒供銷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書》，而該《協議書》上加蓋的就是酒鬼酒公司的行政公章。
“酒鬼酒為何要隱瞞行政公章就在公司這一事實?又為何要專門派財務帶齊全套印章前往杭州?”律師陶旭東認為，不排除這一行動本身便是酒鬼酒在配合(送章)，以便于資金從銀行轉出。
一審宣判后，方振的家屬已向中紀委和證監會舉報酒鬼酒公司在該案中存在“內外勾結”，“挪用銀行貸款發放高利貸”。
同時，被告人之一方振家屬和律師認為，方振作為農行杭州華豐路支行行長，其一切行為都是按照銀行的辦事流程走的。農行杭州分行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希望二審法庭能“徹查案件的全部事實真相”。
對此，記者多次聯系酒鬼酒方面，但公司電話沒人接，董秘電話打不通，發信息不回。
女董事長生活全部顛覆
年近40歲的李雙沒受過這個煎熬：從小娘家環境優渥，嫁的丈夫在商場頗有成績，她自己也身兼浙江一家技術型民企的董事長職位。丈夫出事前，公司正在積極籌備上市。
按她的理解，人生理所應當是自己前三十多年來一貫的樣子。直到如今，李雙仍覺得身處夢幻：“災難怎么說來就來了?”
2013年12月17日，出門習慣于向妻子按時“報備”的陳沛銘，離家之后再無音信。多方尋找丈夫無果之后，李雙選擇了向杭州當地警方報案。
警察通過網絡查詢后告訴李雙，陳沛銘被湖南吉首市經偵部門通緝。此時，杭州人陳沛銘已經被拘禁在距離杭州千里之外的湖南吉首。一個月后，湖南上市公司酒鬼酒發布公告稱“1億元存款失蹤”。陳沛銘的被抓正與此案有關。
李雙養尊處優的生活戛然而止。隨后兩年時間里，為了丈夫的“冤案”，這位女董事長體面盡失：堵門、攔車、跪地、哭訴哀求、聲言跳樓。丈夫陳沛銘也在獄中不斷寫信喊冤、拒不認罪。不過這些行動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效果。
涉案者家屬表示已“家財四散”
被告之一、農行杭州華豐路支行行長方振的二姐告訴記者，為了弟弟的案子，自己已經把除了房產之外最值錢的一輛寶馬車變賣了。
兩年多以來，方振的二姐無數次往返杭州和湖南的費用，四處活動奔走的花銷、弟弟在‘里面’的生活費等開支，已經讓整個家族感到難以為繼。“我們在北京又請了一個大律師，價格非常貴，不賣車就拿不出錢來了。”方振的二姐說，一家兄弟姐妹都在為方振的案子出力，這個案子已經徹底改變了整個家族的生活。
一審后，李雙曾接到湖南當地一位自稱是律師的電話，對方表示自己得到“授意”：如果李雙愿意出3000萬為整個案件“兜底”，丈夫陳沛銘就能免于或從輕刑罰，而作為中間人，該“律師”將從中收取一定的服務費。對于當時六神無主的李雙來說，這根“救命稻草”令她既猶豫又煎熬，猶豫對方是騙子，說到不能做到;煎熬的是，萬一真是個機會，不予理會的話，錯失了營救丈夫的最佳時機。李雙向對方表示，事情辦好之后可以付錢，對方未予接受，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這個時候的李雙，除了正在經營的公司之外已經“家財四散”，“家里的錢，找朋友親戚借的錢，總共花了3000多萬。我老公涉案的錢已經一分不差，全部退還。”李雙說，但陳沛銘交待過，公司不能倒，還得繼續支撐。“現在給工人發工資都很吃力。”
“你看我現在表面上這些，都是給外人看的。”李雙指了指自己身上的穿戴，掩面痛哭，“我畢竟還有合作伙伴，有客戶，不能讓人家看到我倒霉了，影響公司生意。”就在幾日前，李雙還以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出席當地某活動。
李雙說，她和丈夫投資的一些公司正在破產清算，還有一個多億的債權，“因為陳沛銘出不來，這部分債權拿不到。”
(文中李雙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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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涉案車輛被扣后開一萬多公里”
李雙告訴記者，偵查階段，李雙名下的一輛別克商務車，被湖南警方一并當做贓物扣押，汽車后備廂里價值數十萬的煙酒、服裝也被帶走。
“車跟案子沒有絲毫關系，是我刷自己信用卡買的，這都有證據。”李雙稱，車被扣押時還是剛剛跑了一千多公里的新車，截至目前，李雙通過行駛監控顯示看到，這輛車已經被人開著跑了一萬四千多公里。“所有被查扣的物品，我至今沒有收到警方的任何查扣清單。”
方振的家屬在案發后從杭州飛到湖南上訪，方振的兩個姐姐被要求證明“是方振的姐姐”;飛回杭州開出證明“是姐姐”后再次飛到湖南，姐妹兩人仍被拒絕接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