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茅臺等高端白酒需求量增大，“飛天茅臺”甚至出現了斷貨的情況，而假冒茅臺酒則乘虛而入。據媒體報道，2018年1月，西安的王先生花9萬元買了10箱“飛天茅臺”酒，經茅臺酒廠市場打假人員檢驗，全部是假酒，事后，涉案煙酒店被查封。
這些假冒茅臺從哪來?記者調查的結果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造假售假現象還比較嚴重，并形成了體系化、產業化和鏈條化模式;二是茅臺酒造假有原產地因素，并形成了一種地方經濟生態和市場文化。假茅臺的禁而不止、治而不絕，成為依附于市場肌體上的毒瘤，除了供需求市場因素外，跟監管層面的失治和失靈，從而導致市場的失序有著密切的關聯。
刑法第140條“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明確，生產者、銷售者故意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的行為，就構成了犯罪。一瓶市場價1800元左右的飛天茅臺，假冒的不到200元便能買到，違法犯罪者動輒一年掙幾十萬、上百萬，如此暴利模式，究竟由誰來管控，又如何實現約束，既要看廣告又要看效果。在倡導依法治理，且經過了一個較長時間的規范，制售假冒茅臺的問題依然嚴重，個中原因值得探析。
從記者調查的情況看，在茅臺鎮買賣假茅臺酒已處于公開和半公開的地步，“只做大單不做小單”更說明，造假售假者膽大妄為甚至無所顧忌。對當地監管部門而言，“眼皮底下的造假”未能得到遏制，才是假茅臺行業不斷滋生的原因，也只有追問“為何沒有得到有效治理”的問題，才能讓綿軟的責任變得堅挺起來。
優先發展地方經濟的指向，往往讓地方決策者和管理者投鼠忌器，從而對制假售假問題視而不見、聽之任之，最終導致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成為地方一個龐大的產業。比如幾年前，在安徽省安慶市江鎮這座近4萬人口的小鎮中，“香精包子”造就的財富賬面收入就超過5個億，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光鮮的背后是“帶血的GDP”。廣西傳銷打而不絕，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實是明打暗縱。至于原因，中國反傳銷協會負責人一語道破天機：當地經濟能從中受益，大量外地人涌入能拉動經濟發展。當地一些官員也承認，正是因為將其當成一個產業來做，才使傳銷等違法行為完全失控。
回到假茅臺上來，盡管坊間傳聞“市面上的茅臺80%都是假的”，各地也開展了生產經營渠道的治理，比如重慶警方近日破獲一特大生產銷售假冒名牌白酒案，涉案金額逾千萬元。但顯而易見的是，若是只有渠道管控而無源頭治理，則很難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規范懷仁市和茅臺鎮的白酒生產行為，對制售假茅臺的行為給予嚴厲的打擊，既是維護當地地方形象和品牌聲譽的現實需要，也是規范全國性市場的迫切要求。
酒類企業數量達到了2811家的懷仁市，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酒都”，白酒行業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對地方經濟所作出的貢獻，亦可能造成當地對打假治劣有所顧忌。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條難免存在魚目混珠的亂象，治理起來也有諸多的負面效應。不否認相關方面之前在打假上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也不必質疑其打假的堅定決心。但“眼皮底下的造假”依然說明，在源頭治理上還需要持續用力，如何排除利益干擾而著力于整肅和規范市場，是對地方治理的最大考驗。讓造假者付出沉重代價，除了如何治的手段之問，還有誰來治和治得怎么樣的主體之究，這同樣也是實現源頭治理的現實憂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