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是華夏文明形成的最初階段，一般來說后世很多的文明成果都是在先秦文化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例如對我們當今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的酒文化，是我國文化成果中的一部分，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并逐漸發(fā)展。
先秦時期，綿延 1800 余年。從夏朝青銅酒器的初現(xiàn)，到商朝青銅酒器盛興，酒器具功能越來越細致的劃分充分證明酒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到了周朝，由于周天子對商朝覆滅的警醒，一系列與酒有關的戒律出臺，這時，帶有道德規(guī)范目的的酒禮酒俗開始逐漸興起，成為這一時期酒文化的重要特征。
盡管夏朝距今年代久遠，出土文物稀少，但在這一時期仍出現(xiàn)了最早的青銅酒器——出土于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的青銅爵。
商朝甲骨文的出現(xiàn)，使處在發(fā)展期的釀酒業(yè)有了文字記載。《商書》記載道：“若作酒醴，爾惟曲蘗”。到了殷商時期，人們已懂得用谷物發(fā)霉制曲釀酒，并用麥芽、谷芽制蘗釀醴了。商朝甲骨文的出現(xiàn)，使處在發(fā)展期的釀酒業(yè)有了文字記載，殷人不僅深諳釀酒造醴之道，還懂得儲藏方式貯存醇香的“陳年老窖”，醴便從此有了舊醴、新醴之分。
然而，對于處于奴隸制鼎盛時期的商朝而言，普通百姓想喝上幾杯美酒圣醴并非易事。這一點，從商朝種類繁多的青銅酒器便可略知一二。尊、罍、壺、卣、彝、瓿、觥、盉、斝、觚、觶，名目繁多的青銅器在當時是貴族的專屬。同理，上流社會在酒的消費量方面也就占有了絕對的支配地位。
小邦之周戰(zhàn)勝大國之殷后，周天子如履薄冰，為了避免重蹈商紂覆轍，周公以《酒誥》下令，酒應該作為祭祀 用品，飲酒須節(jié)制。盡管來自上層建筑的清規(guī)戒律并未嚴格執(zhí)行，《酒誥》多少震懾了貪杯之眾，上自天子的清規(guī)戒律也就自然衍伸到了酒禮范疇：宴請賓客，酒須分等級擺放、貯酒器須面向席中最有權勢者;飲酒時不可沒大沒小，需等長者喝完，否則年少之人不可先碰酒杯。這多少帶有政治教化和道德規(guī)范目的的酒席禮儀，綿延數(shù)千年，早已融入國人血肉，成為酒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
酒席上的長幼尊卑之分延續(xù)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則更為細化：“罰酒三杯”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先干為敬”也絕非空話，杯中酒必須一干二凈，方才顯出誠意。除此之外，客人敬主人酒、晚輩敬長輩酒，酒杯要舉得略低一些以表示尊敬;主客之間敬酒也有先后之分。
在這一時期，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增多，酒成為雙方溝通的重要媒介，甚至有些社交活動只能在會飲中才能完成外交使命。如此看來，“酒桌上談事”也絕非現(xiàn)代人的原創(chuàng)，而是早有前例了。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酒肆興起，釀酒業(yè)開始走向市場。這些酒肆集釀酒與售酒為一體，有了自覺的經營意識與服務意識。但遺憾由于沒有統(tǒng)一的行業(yè)標準，大家各自為政、閉門造酒，釀出的酒自然優(yōu)劣混雜，良莠不齊。
總體說來，夏商周時期重視的是酒的祭祀功能，祭鬼神、祭天地萬物，以周代的祭祀禮儀最為隆重繁復;祭祀用酒在酒質上也有嚴格區(qū)分，“五齊”、“三酒”、“四飲”檔次有序、級別分明。到了春秋戰(zhàn)國階段，人們逐漸沖破了周王朝的禮制約束，飲酒更隨意放松。酒，逐漸從貴族的專屬品進入了尋常百姓的家庭生活，成為人們社交溝通的不可或缺的橋梁。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禮儀大邦，社會生活處處都是以禮為規(guī)范，以冠禮為起始，以婚禮為根本，喪祭禮為重要，以朝覲、聘問禮為尊敬、以鄉(xiāng)飲酒禮和射禮為和諧，古人因酒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形成特殊的酒禮。雖然先秦時期的酒禮經過社會發(fā)展、時代變遷而逐漸變化，但是直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酒文化對我們生活產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