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上，酒文之緣的例證舉不勝舉，著名的如李白“會須一飲三百杯”，“斗酒詩百篇”的酒文氣度!曹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優，唯有杜康”的酒文慨嘆! 而陶潛則寫出了“篇篇有酒”的意韻雋永之詩，言“悠悠迷所留，酒中有真味”。詩圣杜甫對“心有靈犀一點通”，嘆曰：“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后妝期。”酒詩、詩酒，酒與文難解難分，以此縱觀中國古典文學，在一定程度上， 在相當范圍內, 真可謂“無酒不成詩”。
唐、宋以后，元、明、清歷代文人均與“酒事”有著不解之緣，這在元曲和明清傳奇小說中隨處可見。在古典名著《儒林外史》、《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中，都有許多章節對酒進行了精彩的描寫。《三國演義》中曹操煮酒論英雄，關羽溫酒斬華雄，“群英會”上周瑜佯醉“賺”蔣干等諸多動人細節都與酒有關。《水滸傳》中，武松在景陽岡上醉酒殺大蟲，快活林醉打蔣門神，甚是痛快;魯達飲酒時幫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鎮關西”，更是解恨。尤其《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中，借“酒”引線，先是李小二在酒店探得陸謙的陰謀，再由老軍所送酒葫蘆引出林沖去打酒，才免受“雪壓”和“火燒”的殺身之禍。施耐庵借“酒”之道在其作品的藝術構思、情節結構上展開了獨特的發揮。
《儒林外史》用諷刺筆調寫了一群知識分子的各種可笑行態，通過對這些人的生活的具體描寫展開對“博學宏詞”的封建科舉制度的猛烈、辛辣的抨擊。在這些封建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中，飲酒與清談成為很重要的一種生活方式，借酒澆愁解憂是其飲酒的一個主要目的。
我國古代文學與酒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從《詩經》到《紅樓夢》，3000年文學著作中，幾乎離不開酒。源遠流長的酒文化對于古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創作心態及作品的風貌都有著深遠而強烈的影響。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其故事主線由女蝸氏煉石補天，余下而棄在“青埂峰”的頑石，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其空間氛圍，如夢如幻。《紅樓夢》則相當虛幻寶靈，極寫飲酒之娛樂，將才情志趣，個性化的因素與酒宴聯結得天衣無縫。在對待個體生命流程上顯示出明顯的超越性和非實在性。賈寶玉的空幻思想，嚴重的失落感、孤獨感能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在酒樂之中，他與眾姊妹相處得如漆似膠，趣味橫生。但是，無論是對黛玉的偏愛還是對眾姊妹的博愛都不能使他真正自救于孤寂落寞之中。對于生命存在的無可依傍的焦慮始終浮動在他的心靈之中，他早熟地領悟到世界的非實在性和生命存在的虛幻性, 從樂極之中生悲。在飲酒娛樂的表象背后，是對生命流程的一種超越性“介入”的意識，將精神情感的體驗延展到“現實”之外，讓人感悟到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可能在生命的終點處。寶玉幻滅后走向荒漠, 歸彼大荒, 逃離紅塵，走向“ 極樂界”，與小說的緣起恰好形成一個輪回，其環型結構描述著“生便是死，死便是生”的思想，印證了對生命的紅樓式體驗。
酒可以使文人達到一種創作的巔峰狀態，但并不是爛醉如泥的人都可以像李白、懷素那樣可以吟詩作書的，只有在他們把藝術諸多的法則內化而成自己的肉身時，或許才可能達到李白所說的“斗酒詩百篇”的境地。由此看來，藝術創作是無意識與意識有機結合，藝術的創作也并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輕松，他們那樣稱呼不過是“矜才好譽”的夸張溢美之詞而已。沒有文化的酒是一種辛辣的液體，沒有感情的酒，是釀制的乙醇，所以美酒與美文相伴，與美意相契，因酒美而自由，因自由而生美文，酒美文美下就有美意。三者皆通，就成就了生命中的一片燦爛與通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