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燒酒發展到明清時期，在更大范圍推廣起來，形成了幾個大的區域。
京城燒酒
明清時期，燒酒一直追求高酒度，而京城所燒，尤為辣烈，所以人們喜歡稱燒酒為“燒刀”。《五雜俎》就記載：“京師之燒刀，輿隸之純綿也，然其性兇憯，不啻無刃之斧斤。”京城燒酒，舊有麥燒、高梁燒之分，均以原料區分酒品。《光緒順天府志·物產》記載說：“燒酒，按皆麥燒，本土造酒家，稱為大酒缸。”
品質好的燒酒，多為高粱燒。謝墉《食味雜詠注》就說：“凡五谷之米，皆可蒸燒，……他省所燒，不如京城。以各處多以大麥，而京城則以高粱，麥不如高粱之甘也。”可見高粱燒酒最受歡迎。京華地區的燒酒作坊通稱“燒鍋”，按區域劃分，京東通州一帶稱“東路燒鍋”。
《鏡花緣》96回所列舉的“直隸東路酒”，即指東路燒鍋出產的燒酒。西直門以及京西一帶稱“西路燒鍋”。大興縣一帶稱“南路燒鍋”。各路燒鍋都有精品問世，如今傳世的北京二鍋頭，便是各路燒鍋的精華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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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州燒酒
汾州出產燒酒，當地人最早稱其為“火酒”，入清之后，汾州燒酒的名氣扶搖直上，產量增多，銷路漸廣。這時，人們開始通稱汾州燒酒為“汾酒”。于是，“汾酒”也成了酒界稱呼的一個響亮品牌。乾隆七年，護理山西巡撫嚴瑞龍在奏折中這樣說：“晉省燒鍋，惟汾州府屬為最，四遠馳名，所謂汾酒是也。且該屬秋收豐稔，糧食充裕，民間燒造，視同世業。”
有清一代，凡是酒產量偏少的地區，在購買外地燒酒的時候，大都選擇汾酒。乾隆初年的甘肅巡撫德沛就說當地：“通行市賣之酒，俱來自山西，名曰汾酒。因來路甚遙，價亦昂貴，惟饒裕之家，始能沽飲。”
就是在酒業發達的地區，汾酒仍然是人們最喜愛的外來酒，走遍全國，汾酒處處可見。我們翻閱各省地方志，時常見到汾酒的蹤影。從銷售方面來看，汾酒長期保持中國燒酒最高銷量的記錄。
南方燒酒
在明清時期，受燒酒釀制風氣的影響，江南各地也開始大批量生產燒酒，并且掌握了較為先進的蒸餾技術。由于江南出產的谷物以稻、麥為多，因而當地主要生產米燒、麥燒和糟燒，高粱燒相對少一些。
李斗《揚州畫舫錄》記載說：“燒酒以米為之，曰米燒;以麥為之，曰麥燒。又有自酷酒糯糟中蒸出，謂之糟燒。其高粱、蕎麥、綠豆均可蒸，亦各以其谷名為名。城外村莊中人善為之。城內之燒酒，大抵俱來自城外，驢駝車載，絡繹不絕。”
單就燒酒而言，米、麥所蒸，不如北方高粱作物那樣郁烈，所以江南出產的燒酒，在質量上一直無法與北方燒酒相抗衡，乾嘉時代的林蘇門《堆花燒酒》詩注中就直接承認：“徐州高粱、山西汾酒皆燒酒也。
揚州或用大麥，則曰麥燒，或用糯米，則曰米燒。其不敵高粱、汾酒者遠矣。方其蒸調之時，一清如水，及貯入壇中，則酒面閃閃有花，市肆零沽，美名曰堆花燒酒。”從銷售方面來看，江南地區出產的燒酒一般在本地銷售，很難打入北方市場。
然而，江南燒酒亦有其獨家特色，除講究成酒“堆花”外，還特別注重糟燒。所謂糟燒，是指用蒸餾法從白糟中蒸出燒酒，使之重復出酒。糟燒利用黃酒糟粕再度蒸餾取酒，這種模式在江南甚為流行。
清朝時，江南燒酒雖然在品質上仍沒有太大的突破，但在產量上卻扶搖直升，其燒鍋作坊之多，足以比擬北方。乾隆五年時，僅蘇州木瀆一鎮，“燒鍋者已二千余家。每戶于二更時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燒米五石有奇，合計日耗米萬石”。差不多同時期，“鎮江槽戶，工役不下萬余人”，專門生產燒酒。有清一代，江南地區的燒酒消費量與日俱增，在酒類市場上漸與南酒(指黃酒)頡頏比翼。
貴州燒酒
入清之后，貴州釀酒業空前高漲，一躍而進入中國名酒行列，實現了歷史性的突變。尤其是烈性燒酒的釀造，開創了中國醬香型燒酒的一大流派，彰顯于華夏酒界。
自清初以來，外地酒工多下黔中，紛紛看中貴州的地理環境，他們與當地人相配合，改良釀酒工藝，生產出了舉世所矚的貴州燒酒。清代中期以后，這里的燒酒展示出了全新面貌。
談及貴州燒酒，首屈一指者，必屬“茅臺”無疑。茅臺酒最初釀成于仁懷城西的茅臺村，名曰“茅臺燒”，又稱“茅臺春”。吳振棫《黔語》有最早的記載說：“濱河土人，善釀茅臺春，極清冽。”道光《遵義府志》卷一七《物產志》記載：“黔人又通稱大曲酒，—曰茅臺燒。”茅臺村濱臨赤水河畔，占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氣候和地理條件，微生物種群十分活躍，為孕育茅臺酒提供了天然場所。
當然，茅臺酒的主要優勢還在于釀酒方法的精妙。釀制茅臺酒要以優質高梁為原料，用小麥制成高溫曲。這種高溫曲，即當地人通稱的“白水曲”。道光《遵義府志》記載：“其曲，用小麥，謂之白水曲。”茅臺酒的用曲量多于原料量。用曲多，發酵期長，酒質也就相對提高。清代的茅臺酒始終采用多次發酵、多次取酒的工藝，當時有“回沙”的方法。先煮料相曲，納入地窯，滿月后出窯，蒸之烤之，再回窯，再蒸，稱為“回沙”。
民國《續遵義府志》介紹茅臺酒工藝時說：“初曰生沙，三四輪曰燧沙，六七輪曰大回沙，以次概曰小回沙。”沙，指用于酒料的糧食，生沙是指生糧，加沙意為加料，回沙則是再次進行發酵和蒸餾。近代釀造茅臺酒，工藝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改進，然而多次下曲、多次蒸餾的原有模型卻始終保留下來，構成茅臺酒的固定風格。
茅臺酒起初由村民釀制，后來出現了一批專業性的釀酒作坊，才使得茅臺酒逐步優化，而且產量也大幅度提高。道光以前，茅臺鎮約有燒坊20家，嘉慶年間的“大和燒坊”、同治年間的“成義酒坊”、“榮太和燒房”，都曾穩執牛耳。這些酒坊在發展茅臺酒的歷史過程中，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楊文瑩《幸草堂詩鈔》卷上載有他光緒年間寫的《黔陽雜詠》，其中詠及茅臺酒：“茅臺釀冠牂牁國，甘少辛多入口遲。一任人夸渝酒好，各性其是不相師。”自注：“茅臺，仁懷村名。”晚清以降，茅臺酒在中國燒酒行業中，越來越顯示出強勁的升力。
除茅臺酒外，清朝時已經聲名顯赫的貴州燒酒還有“回沙雷泉酒”。在遵義城西六十里處，有古鎮天旺里，又名“鴨溪鎮”，地靠雷家坡山，其山有佳泉，人稱“雷泉沙水”。大約乾隆末年，鴨溪鎮出現了一座“賴氏酒坊”，釀造出“回沙雷泉大曲”，頓時轟動貴州。晚清時，鴨溪鎮的酒坊逐漸增多，雷泉酒的氣勢也越來越興旺，為貴州燒酒釀造增添了一支生力軍。
